现代国家之所以强调应急法治化，并将应急处理和危机处置诉诸法律，其目的又不外乎两点：首先，确立危机应对的经验法则，提升应急效能。

[19]由此，如果行为人只是言语辱骂公务人员或是仅对公务执行表达异议，主观上并无妨害公务执行的故意，也不能成立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紧急任务的履行要依赖特殊车辆、警戒带等特殊工具。

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直接对接《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鉴于两者在要件构成上的相似性，刑法学理对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可成为明晰此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借镜。由行政行为生效制度延伸出的是个人对行政决定的普遍服从义务，即个人不能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而选择性地服从行政命令。既然都处于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项下，这就提示二者在法益维护上也具有一致性，均是因公务的顺利执行所保障的国家管理的有序进行。1.何为阻碍？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中，阻碍被定义为行为人以主动、非暴力的方式实施的阻挠、妨碍行为，例如吵闹、谩骂和无理纠缠等。[25]据此，行为人对行政命令予以消极拒绝或不履行、不配合虽不能直接将其归入第（二）项阻碍公务执行的行为范畴，但如果有第1款第（一）项规定的紧急状态，消极的拒绝同样可作为应受处罚行为。

如前文所述，阻碍所强调的只是积极阻挠，拒绝则意味着即使行为人未实施阻挠妨碍行为，消极地不予配合也会构成应罚行为，由此出发，既然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被作为第一款第（二）项的加重情节，此处的阻碍就应与第（二）项保持一致，而不能在阻碍之外再增加拒绝作为行为类型。作为一般规定，第（二）项所维护的是日常状态下的公务执行和社会秩序，第（三）项和第（四）项应被理解为日常公务中的紧急任务，而第（一）项针对的则是法律明确限定的紧急状态下的公务履行。既然如前文所揭，宪法规范同样存在层次，这一原理也可考虑类推应用，即针对某个事项或问题，相对意义上低层次的宪法规则或具体原则，应优先适用和解释。

{14} 第二，在宪法文本与历史事实、条件的关联维度上，寻找文本中作为根本法的规范，并为它们找到历史的基础或理由。而立宪之后直至1988年宪法修改，立法者都没有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第三款。④外部体系一致性原理。{4}二是主要来源于现行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之内。

仅仅时隔3个月，1988年4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第2条，即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二，该理论意在限制修宪权，即修宪者不得修改宪法核心条文，若通过修宪程序产生的新宪法规范与宪法核心条文相抵触，就形成违宪之宪法规范，可经释宪权宣告无效。

另外，派生关系的叙述容易产生宪法原则高于宪法规则、宪法基本原则高于宪法具体原则的认识。困境一，如前所述，就是利用宪法最高层次规范为违反宪法低层次规范的行为或措施合宪化。修改后的条文是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26}贺日开教授也主张修宪权应有内容上的必要限制，不得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对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不得作削减性修改，不得排斥或忽视宪法未列举而为人民固有的其他权利。

参见〔德〕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虽比较法视野在所难免，但主要还是出于对本土实证宪法、宪法学说、宪法事件的关怀。{11}本文使用宪法规范层次论概念，而没有借用源自德国的宪法规范位阶论，有两点考虑。尽管如前所述，在针对特定宪法问题时，其已隐隐露出将不同宪法规范放在不同效力位阶上的考虑，但还是没有往效力位阶理论维度上发展的自觉。

{28}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23页。{7} 细察以上两种立场、四个进路，纵然有观念对峙，也还存在两个相似之处：其一，皆承认有些现象或措施与宪法不一致，无论是否愿意将其定性为违宪。

上文提及，无论对宪法中的根本法或基本原则作何解读，人民主权（民主）、基本人权、法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都与深圳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作法是否违宪问题相去甚远。{27}参见贺日开：修宪权规制之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4}例如，我国学者童之伟的批评是一个城市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早一点晚一点对国家全局利益谈不上有什么影响，远不是那种不采取某个违宪措施就会亡国灭种的紧急情况，为什么不用合宪的方式解决呢!参见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16}用宪法的宪法称谓表明一些根本规范的重要性，且将其作为评判实证宪法客观合理性之依据，恰是该进路的基本倾向。（三）不同层次宪法规范应追求一致性解释 传统法律解释方法之中，体系解释旨在维护法的统一，不至于因为缺乏对规范意义脉络的关注而造成肆意的、前后不一的解释，从而影响法的秩序和法的安定性。由于对《宪法》第10条第四款的上述解释表明，宪法和法律没有一律禁止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没有一律禁止出租，那么，深圳作法也不存在违反明确宪法/法律规则的问题。合宪论虽然也指出有些现象与具体宪法规定不一致，可否认其属于违宪范畴。共和国宪法又屡经更迭和修改，在已有的四部宪法文本之中，也都没有确立类似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三款的实证规范。

注释: {1}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宪法唯物史观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历史性、经验性。

{56}其四，认真对待宪法解释的态度，可以具体化为发展一种具有解释方法意义的宪法规范层次论，通过实验，该理论在探求更多有效宪法解释的作用，已经在此得到初步检视。然而，事实如此的根本法在法律上具有最高约束力。

由此，修改之前，不得出租看似只能解释为不得有偿转让使用权。一个进路是将宪法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同违宪相区别，认为前者是宪法规范的滞后性所致，属于正常的冲突，而不宜归入违宪范畴。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我国业已萌生的宪法规范层次论{11}以及暴露的问题，在梳理和勾勒的基础上，于解释论维度对其进行改造和丰富，阐发其作为一种具有可适用性的宪法解释方法的意义。而法律性条款不具有根本性条款的属性，即不产生派生规则、不含有统摄和作用、不可以超前调控。若高层次宪法规范存在多个可能的解释，而低层次宪法规范也存在多个可能的解释，那么，体系解释就是要力求寻找到可以使不同层次规范协调统一的解释。转引自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9页，脚注{1}。

为此，本文的结构将作以下展开：第二部分是回顾我国宪法学说上既有的宪法规范层次论，国内学者的言说是关注的焦点。甚至，由此形成一个前文已揭的延伸逻辑，即宪法原则可以为违反宪法规则的行为实施合法化或正当化。

{6}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5期。毕竟，类似德国的宪法规范位阶理论主要应对修宪权的滥用，在修宪语境中更有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在许多论者笔下，直接或间接地承认，宪法中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根本规范），主要就在于宪法的基本原则。（2）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土地并不都是宪法禁止的，宪法禁止的是非法转让。

普适的、永恒的、不可变更的根本法观念自然在排斥之列，难以生根发芽。直选或许符合民主，但明显违背宪法现行规定的地方试验，又怎么可以简单地称其符合法治呢？ （五）重述宪法修正案第2条的意义 最后的两个问题是：其一，若深圳1987年的做法可以解释为合宪，为什么修宪者急于修改宪法？其二，进一步，以上解释提出出租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的观点，可修宪者将出租从《宪法》第10条第四款中取走，不就是暗示在修改之前，所有的出租都是被禁止的，深圳做法也是违宪的，唯有如此修改才能让以后的土地出租合宪化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这里只是一次思想实验，当时没有人明确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也就不存在正式释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50}可见，该条第四款作为一项禁止性规定，目的是防范侵害土地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此后未久，1988年1月3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废止1981年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取而代之的是《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对个别规范的解释应避免逻辑上与相同效力或更高效力等级的规范相抵触。例如，我国《宪法》第10条第五款规定了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其显然不是有着确定条件和确定法律后果的规则，也肯定不是宪法上的根本法则，而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原则。

{25}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当年举牌竞得第一拍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骆锦星先生回忆时也称，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参见前注{46}，董超文、虞海霞文。{46}假设当时同竞得者存在竞争关系的某家公司，基于同样的认识，事后针对深圳市国土规划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提出了违宪审查的请求，希望通过确认拍卖因违宪而无效，来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